在全世界的目光中，中国体育界有三面旗帜：刘翔之快，姚明之高，桑兰之强。桑兰之强体现于精神，在厄运面前，她始终保持微笑，被誉为“微笑天使”。受伤后，她到北京大学求学，毕业后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当人们习惯了桑兰的笑容与坚强的时候，她却因为几次维权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引发很多争议。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她坚强、本色地活着。如今，桑兰已经与她的经纪人黄健幸福牵手，她还坦言目前最想做的是生孩子当母亲。日前，本刊特约记者见到了桑兰，她脸上比春花更灿烂的笑容，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听从白岩松建议到北大上学，

最留恋未名湖畔读书生活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1999年回国到2002年进北京大学读书，这三年你很迷茫吧？到北大学新闻是你的愿望吗？

桑兰（以下简称桑）：受伤前，我想退役后当教练，受伤后这个愿望成了奢望。刚回来那段时间，我的确很迷茫。我想得最多的是，将来我该怎么办？如果不学点知识，我就成了废人。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我，主持人白岩松问我将来想做些什么。我想也没想就说：“想上学！”他又问我想学什么专业。这个问题我倒没有想过。我记忆中队友有学法律的，于是就回答说：“学法律吧！”白岩松却认真地对我说：“法律专业不适合你，我发现你很爱聊天，很会说话，我建议你学新闻。现在新闻事业发展很快，已进入网络传播时代，做个网络主持人对你来说很适合。”于是，我打定主意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因为我不是世界大赛前3名，按国家政策上不了北京大学。当时，邓朴方伯伯给教育部写了两封信，我这才如愿进入北京大学读书。

记：你读书时的困难一定远远大于别人吧？

桑：困难太多了。单单一个上厕所，就得有人帮忙才行。我每次上厕所导尿要花很长时间，而且一尿血压就会上升，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为了少麻烦别人，很多时候我只好硬憋着。我最害怕的是调课，好几节课合并在一起上。有时，我从傍晚5点多上到晚上9点。这么长时间正常人都受不了，但我必须坚持，否则考试就会不及格。另外，去哪里上课对我来说也是个问题。我最怕的是没有电梯的教室，如果在二楼或者三楼，我就得请同学帮忙把我抬上去。女同学和个子小的男同学都抬不动，必须有三个力气大的男生才能胜任。还有，我学习中最大的困难是写字。上课不可能不做笔记，特别是理论课，一些概念不仅要理解而且必须能复述，只有通过记笔记，以后才能背下来。别人在电脑上打字，我必须戴上专门工具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往电脑上“敲字”。第一次写博客，我感觉自己像一只笨鸟，手上绑着的工具没有常人的指头那样灵活，写完博客累得我满头大汗。这对我的意志是一种考验，让我又找到了竞技场上的那种感觉。

记：上学这么困难，你的社会活动又多，想到过放弃吗？

桑：大一的时候，我曾想到过退学。那时，经历白天分分秒秒的痛苦和煎熬，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我又不能像别的同学那样毕业后拿着文凭到处去应聘。然而，理智告诉我：有了学问才能去做更多有益的事情，我一定要克服困难，完成学业。让我最感激的是，几年来，无论是学校的领导，还是认识与不认识的同学，他们对我都非常关心。在生活和学习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我都能感受到别人的关爱。北大没有把我当作特殊人物来对待，既没有因为我小有名气或遭遇不幸在学习上大开方便之门，也没有因为我坐着轮椅或学习基础差而在背后指指点点。在北大我就是个普通的学生，我与其他同学一样过着快乐的生活，这样的氛围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几年的校园生活，我已经爱上了北大。

记：大学毕业后，你做主持、出书、策划情景剧，显示出你多方面的才华，第一次主持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桑：最大的感觉是紧张，就像一个运动员参加比赛时不紧张是不正常的。我受伤后，媒体采访不断，受访这方面我经验很足，面对镜头我不紧张，但对角色转换，我还需要适应的过程。从一个被采访者到作为一名主持人去采访别人，我需要做很多工作。另外节目做久了，我的腿会抽筋，有一次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上厕所还得专门有一个地方可以躺下来导尿。做节目时我会想：接下来我该跟他或她聊些什么呢？虽然我的嘉宾都会说：“桑兰，你可以尽情地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让我不要紧张。但我不能漫无目的地聊，嘉宾有时间，我也得有个框架，有个度。做主持人是我受伤后的第一份工作，对我的生活来说也是一份保障，我格外珍惜这份工作。第一次做完节目，我觉得在许多方面我能力不足，需要用时间去弥补。

昔日“微笑天使”争议不断，

传闻背后的真相几人能知

记：你受伤后，媒体的高度关注使你成为张海迪之后最有名的残障人士，这种名气给你带来了什么？

桑：正如我老公所说，我是个名人，但我的名是虚名，没给我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像其他很多坐轮椅的人一样，我打个出租车经常被拒载，那些出租车司机更在意的是搬卸轮椅耽误的工夫，或者轮椅可能把汽车后备箱的漆碰掉。我回国后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很多人以为我的全部费用国家包了，其实不是这样，我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按工伤标准赔付的40万元，另有浙江省体工大队每月给我的1600元工资和600元保姆费。而我每月聘保姆的费用就要2700元。此前，曾经有人许诺承担我的医疗、康复、生活、教育和就业的一切费用。但在我回国一年后，人家就不再资助我一分钱了。好在我的医疗费用绝大部分可以由当年友好运动会为运动员上的保险来支付。我结束星空卫视的电视主持工作后，还写过书，策划过情景剧，平时也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坦白地说，我的收入比普通人好一些。

记：近几年，有关你的争议不断，每个事件背后，你都会有着不为人知的苦衷，先说2008年的“轮椅门”事件，事情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桑：2008年11月1日，我们一行三人乘坐从福州起飞的航班前往北京。飞机起飞时，我向乘务组提出，飞机降落后要使用我自己的轮椅，因为我是高位截瘫，必须使用自己定制的轮椅固定住身体，以确保身体不会滑出、滑倒造成脊椎再次损伤。当时我的请求得到了乘务组的许可。飞机降落后，我等来的却是机场提供的轮椅。最后经过反复交涉，又经历了40多分钟的等待，我才坐上自己的轮椅下飞机。当我走出机舱时却发现，登机口准备乘坐这架飞机的乘客个个情绪激动，对我的指责和谩骂声不绝于耳。后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指责我耍大牌，故意赖在飞机上不走，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当我被困在机舱里时，地面服务人员向飞机外等候的乘客传递了“有运动员在上面赖着不下来”的信息，自然激起了乘客的愤怒。本来不是我的责任，我却受到了不该有的指责，我也很苦恼、很无奈。过后，我在博客上对此事的真相做了澄清。